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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街談巷議
　　近日，山西多部門綜合治理社團頑疾取得成效。截至目前，在該省學會、協會等社團中，共清理在社團兼職的超齡處級以上領導144人、在職處級以上領導400人。(5月26日《人民日報》)
　　社團與官員的利益同盟，遭輿論詬病久矣。此番山西專項治理所取得的“豐碩成果”，足可說明官員違規兼職現象之普遍。在一個缺乏社團傳統的社會裡，民間組織拉攏官員坐鎮撐場，也許無可奈何。然而，這並不意味著公職人員就有理由“一拍即合”。需要明確的是，公共權力天然存在邊界。官員動輒將自己與社會團體捆綁，無疑是把公權私利化，實乃濫權行為。
　　在很長一段時間內，大肆吸納官員兼職，其實是民間團體被迫的生存策略。面對層層設限、舉步維艱的審批環境，它們意圖通過籠絡強勢人物迅速“開路”；而在日常運作階段，官員一路保駕護航，也是社團“規避麻煩”的有效手段。一言以蔽之，由於實力官員的幫助，許多民間社團得以掙脫那種處處設防的政策生態，最終成立和運轉起來。
　　民間社團里官員兼職亂象，其前世今生想必可以剖解為兩個部分。一方面是，社團普遍性缺乏公平的生存環境，只能尋覓靠山或代理人打開局面；另一方面則是，官員所握權力缺乏約束，能輕而易舉地公為私用、兜售變現。此外，此事所傳遞的最令人遺憾信號在於，我們仍遠未進入一個“規則社會”：紙面的程序規範，依舊充滿彈性，依舊在“看人辦事”。具體到針對民間社團的管理，有無強勢領導站台，註定會遭遇完全不同的對待。
　　一套無比繁雜又無比曖昧的規則架構內，能量強大的官員理所當然會成為被競相拉攏的對象。於此，非但是民間社團，其他利益主體同樣在做著相似的事情。如果說，社團聯合官員，在最開始是迫不得已，那麼在之後的日子里，兩者之間或許已經畸變成一種合謀的關係：前者早已忘記了自己的理念和使命，而日益淪為以“收費創收”為核心的攫利組織；與此同時，後者則暗暗推動了某些行政部門審批權限向所屬社團的轉移，並從中獲得回報。
　　斬斷社團和官員之間的相互利用，顯然不是崗位清理就可實現。更重要的是，給民間組織更寬容的政策環境、更精簡卻剛性的監管標準；同時，以切實有效的努力，真正抑制住職能部門轉授權力，以及個體官員權為私用的衝動。
　　然玉
　　然玉　　（原標題：為何某些官員）